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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彩五星组六,改革开放新时期古籍今译问题的论争及理论建构

王珏
内容提要 在分分彩五星组六,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古籍今译事业的发展,学界围绕古籍今译的理论和方法展开了热烈讨论。在古籍今译的目的和意义方面,学界普遍认为今译具有普及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的社会意义,它在古籍整理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各种古籍整理知识的综合运用。在古籍今译的原则方面,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今译必须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并要把"信"放在第一位。在古籍今译的方法方面,大多数学者主张直译和意译并用,以直译为主,提倡注译结合、译文与原文结合,要精选优秀古籍进行翻译。今译者要具备深厚的学养。同时,学者们也认识到古籍今译的局限性,承认很多古籍和内容无法正确今译。分分彩五星组六这些理论和方法上的探讨为建构系统的古籍今译理论和方法体系准备了学术条件。

  分分彩五星组六,改革开放新时期,古籍整理事业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与此同时,关于古籍整理的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也日益引起古文献整理者的关注。在相关讨论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关于古籍今译问题的论争。诸多学者围绕古籍今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诸如古籍今译的目的、意义、标准、原则、方法、局限与存在的问题等等。这场论争伴随着古籍今译的实践渐趋深入,分分彩五星组六以至于发展到必须建构古籍今译理论的程度。正因为此,梳理分分彩五星组六,改革开放新时期围绕古籍今译问题所发表的各种观点,对其进行总结和反思,既是促进古籍今译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建构古籍今译理论体系的需要。 

    

  一、关于古籍今译目的和意义的讨论 

  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思想精髓大多保存在流传下来的各种古代典籍中。因此,如何对古籍进行译注,从而普及历史文化,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早在汉代,司马迁就已经在编纂《史记》的过程中,尝试着将《尚书》中部分佶屈聱牙的文字替换成简易明了的句子。“五四”运动之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诗文的白话文今译运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1] 分分彩五星组六。自此以后,分分彩五星组六古籍今译的工作便没有停止过。而改革开放以来古籍今译渐成古籍整理领域的“显学”,则起始于1981年陈云关于古籍整理的讲话,在讲话中陈云明确提出了古籍的“今译”问题,并对今译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认为整理古籍就是要“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因此只进行校勘、标点、注释、考证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2] P289)。由此开始,古籍今译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以至于形成了“古籍今译热”,一大批古籍被译成现代汉语,惠及民众,其功至伟。就在古籍今译事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对古籍今译的目的和意义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综观分分彩五星组六,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古籍今译目的与意义的讨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古籍今译的社会价值与意义,二是古籍今译在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其一,对古籍今译社会价值与意义的论述。19856,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苏州召开一届二次会议,讨论古籍整理问题,周林指出:“我们为什么要搞今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古为今用、传之久远。这是一椿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大事。”[3] P19)进一步提出要面向青少年、面向社会,“有计划地抓一批优秀古籍的今注、今译项目”,“使古代文化精华成为今天教育青少年、提高全民族思想文化素养的教材”[4] P45)。很清楚,古籍今译的目的就是古为今用,要用古代文化的精华教育青少年、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 

    

  1986,在《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上,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等专家学者指出古籍今译的意义是“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普及文化知识,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 P85)1990,周林等人更进一步指出古籍今译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激励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好桥梁”,“是‘存亡继绝’的工作”[4] (P223)分分彩五星组六。季羡林指出,古书今译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手段[5] 。许嘉璐认为“中华文化亟需宣传、普及和弘扬”是古籍今译工作的深刻基础,它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用优秀的历史文化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自身的素质”的需要[6] 。杨忠指出,古籍今译可以使广大民众借助今译了解古籍和传统文化,“得到中华文明精髓的熏陶”,满足了“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古籍今译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必要措施之一[1] 。敏泽认为,“提倡古籍今译无疑是一个普及传统文化、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以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并且是泽及子孙后代的事”[7] 。由此看来,自改革开放之初陈云提出古籍今译问题以来,专家学者不断从理论上给古籍今译注入新的社会意义,并将普及古代文化知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高全民文化素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古籍今译的功能固化下来,且己成为人们的共识。 

    

  其二,对古籍今译在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探索。傅璇琮指出:“古书今译,应该是古籍整理研究的组成部分,它涉及文字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等等。”[8] P504-505)古籍今译真正成为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部分,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后的事,其起步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可是,今译在整个古籍整理系统中到底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则以分分彩五星组六,改革开放新时期最为热烈。 

    

  刘乾先指出古籍今译“是古籍整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是校勘、标点、注释的总成和结晶,在古籍整理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古籍今译还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对今译者的学识修养要求非常高。古籍今译不仅更加适合现代大多数人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也是“适应语言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9] 。杨忠也说,今译须从标点、校勘、注释做起,“实际上包含了古籍整理的全过程……必须解决古籍中的一切难点,无法藏拙取巧、避难趋易……今译是学术性很强的困难工作”[1] 。卢心铭同样指出,古籍整理包括辑佚、校勘、标点、注疏、汇辑、今译、编目等,“其中今译,从一定意义上讲,则是综合运用和全面反映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之一”[10] 。周少川等人认为,古籍今译在整个古籍整理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涉及到目录、版本、校勘、训诂、注释等诸多问题,体现了古籍整理的综合性特征,“一方面是对古籍文献的系统整理,另一方面也承担着以现代语言文字替代古代语言文字的重任”,整理难度极高,“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11]  

    

  周林指出,古籍今译涉及到古代文化遗产的普及问题,是古籍整理的重要环节之一,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要纠正古籍整理中重视版本、校勘、辨伪、考证等而忽视今译的现象。他认为“搞古籍今译,首先要解决一个轻视古籍的注释和今译的思想问题”,学术界视古籍今译为雕虫小技的观念必须扭转,“我们对于选本、今译等有利于教育普及的东西,应承认它的学术价值,它不容易搞”[3] P19-21)。二是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在古籍整理上,“既要重视提高,又要重视普及”,所谓古籍整理的“提高”,就是要出高水平的整理成果。就古籍今译来讲,看上去是普及,实际上是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今译的水平是要从高起点来评价的……我们选译的古代文史哲都是名著,而名著的翻译,必须达到极高的质量要求,这个要求就是高起点”[3] P19)。陈志尚说得更加明确:“今译不是可有可无,是涉及古籍整理方针的原则的。……今译也不只是普及,本身也是提高。”[4] P82) 

    

  现存的古籍均为文言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古代书面语言与当今书面语言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这就使得未掌握古汉语知识的人无法阅读古书,使古籍与民众的距离日益遥远。因此将古籍译成便于人们阅读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优秀文化,是古籍整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充分讨论,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二、关于古籍今译原则与方法的探索 

  在分分彩五星组六,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国家和学界对古籍今译重要性认识的逐步深入,古籍今译事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诸多出版社积极规划出版古籍今译著作,全译、选译、节译、译注等应有尽有,成就辉煌。就笔者目光所及,大型的古籍今译丛书就有数十种。如岳麓书社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巴蜀书社的《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的《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古代名著今译丛书》,中华书局的《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佛教经典译注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古籍译注丛书》《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国学经典译注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线装书局的《国学读本精注精译精评》等。和这些大型古籍今译丛书相媲美的还有专门类的古籍今译,如《十三经译注》《四书五经译注》《二十四史全译》《资治通鉴全译》等。除此之外,还有无法胜数的单部古籍今译不断出版,甚至出现一部古籍多个译本的现象。简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古籍今译事业有计划、有系统、规模大,成绩巨大,业已成为广大民众了解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古籍今译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1990年代社会上出现“古籍今译热”的时期,古籍今译作品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在在多有,译文有误,编校有错,“质量低劣的译本充斥市场,令人堪忧”[12] 。其它因不明古义、不通语法、不谙古文修辞、不明历史文化知识、标点错误、不知通假、望文生义等而造成今译错误百出的现象极为普遍。对此,国家新闻出版署于1995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古籍整理今译图书出版管理的通知》,提出“古籍整理今译图书出版工作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把古籍整理今译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13] (P534)。可以这样说,在古籍今译领域,精品之作与粗制滥造并存,古籍今译门槛低、质量差、选题盲目、态度轻率成为古籍整理与文献学研究领域热议的话题,由此,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对古籍今译的原则、标准和方法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涉及到今译者的素养等一系列问题,为古籍今译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做出了贡献。 

    

  ()关于古籍今译的原则。 

  对于古籍今译的原则,学者们普遍赞同著名翻译家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字。 

    

  王力认为,“今译首先要求‘信’、‘达’,再求‘雅’。所谓‘达’,指的是明白条畅易懂的白话文,不是半文不白的翻译”[14] 。张归壁也特别强调“信”,认为要做到“信”,必须正确的理解古汉语词义和语法[15] 。周林也认为,古籍今译必须“遵守严格的信达雅的要求,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散文和白话诗”[3] P21)。阴法鲁则指出,信、达、雅作为古籍今译的原则,必须做到“今译和原文相比,就内容说,应不损不益,不拔高也不降低古人的认识和思维能力……就语言表达的形式说,译文因原文的体裁文风而异,要求准确流畅”[16] 。杨忠同样赞同在古籍今译中贯彻信、达、雅的原则,同时指出三者之间,“信是第一位的,也是达与雅的基础和前提。译文不‘信’,则达和雅都没有了着落,也失去了意义”[1] 。他还提出对古籍今译中的“信”,必须把握两点,一是“对原文的内容不增不减”,二是“不要背离原文反映的历史环境,不能将古人现代化”[1] 。张清常则认为,古籍今译不宜盲目采择严复的具体措施,而应按照古籍本身的要求具体进行今译,“古籍今译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去理解原作,而不是去替代原作”[17] 。黄永年认为今译必须要遵守“信、达、雅”的要求,但“首先要讲‘信’,不能为了‘达’、‘雅’而不讲‘信’……你的译文写得再好,再‘达’再‘雅’,只要背离了‘信’字,从古籍今译的要求来讲就只能成为一钱不值的废品”[18] 。管敏义认为信、达、雅是严复翻译外文时提出来的,语内翻译则要赋予其新内涵,“信达雅之间,信是基础,是第一位的,达与雅是第二位的”,要在确保信的前提下求达、雅[19] 。周国林鉴于古籍今译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不忠于原文上,也提出在信、达、雅之间,“信”是最基本的要求,是“达”和“雅”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信”,就失去了古籍今译的意义[20] 。刘琳等人则对信、达、雅的原则进行了深入开掘,认为“使用‘信’、‘达’两个字就可以了,‘雅’其实已经包含在‘信’、‘达’之中了”,“‘信’是目的,‘达’是实现‘信’的手段;‘信’是对原作负责,‘达’是对读者负责”[21] P209-221)。在刘琳等看来,所谓“信”,就是要忠实表达原文的语言涵义、感情、语气,要体现出原文的风格、意境、神韵,要注意原文的时代背景,不能以今度古,把今天的观念强加于古人。所谓“达”,就是必须使用规范的白话文词语、符合规范的白话文语法或习惯的表达方式[21] P210-224) 

    

  除信、达、雅之外,张大可等人还从具体操作层面上论述了今译的基本原则,即翻译要体现不同文体的风格;要注意时代特点和民族色彩;紧扣字词,正确判断词义;适当处理古汉语句式以适合现代汉语语法;灵活处理古汉语的词类活用,以符合现代汉语习惯;省略句要补充词语等[22] P251-254) 

    

  ()关于古籍今译的方法。 

  对此,学者们围绕直译、意译、注译结合、原文与译文结合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直译和意译问题上,或主张直译,或主张意译,或主张直译与意译结合,历来众说纷纭,看法不一。刘乾先认为,直译和意译都有自己的优点,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直译偏重于“信”,可以克服意译的“乱译”或“臆造”;意译更偏重于“达”“雅”,可以克服直译的“死译”或“硬译”。最好的做法就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绝对的直译不可能,绝对的意译不可取,还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根据具体作品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点为好”[9] 。管敏义也认为不能把直译和意译对立起来,有些文体和语句宜于直译,有些文体和语句适合意译,“直译和意译都是行之有效的今译方法……最好是‘应文制宜’:该直译的直译,该意译的意译”,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都要把“信”放在第一位,“都必须忠实于原文”[19] 。他还指出,直译适宜于翻译议论文、记叙文和说明文,意译适宜于翻译诗、词、赋、曲等文艺作品,直译要防止生硬死板,意译要防止主观臆断[19] 。周国林也认为:“达到一定水准的古籍今译本,直译意译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优秀的古籍今译者,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使用两种方法。”[20] 刘琳等人也认为直译、意译要因文制宜,灵活掌握,但他们提倡能直译的要尽可能直译,以便更大限度地保持原文的内容和特色,不得已才可以意译。无论选择何种译法,都必须遵循“信”和“达”的标准[21] P232-237)。许逸民也认为直译、意译“当随书所宜、随文所宜……凡能直译处,应首先考虑直译;当直译不能够完整表达原文大意,或不足以再现原文的风格时,则可改用意译”[23] 。他还指出在直译、意译之外还有一种“神译”,这是一种“重在传达原文意境,类似于改写的译文。此种译文多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高超的译笔可以做到既达意又传情”[23] 。所谓“神译”实际上就是意译,只是和意译相比更加天马行空。笔者翻检诸多古籍译本,发现译者多为直译、意译兼用,而以直译为主。叙述和议论性的文字多为直译,抒情性的文字多为意译。这也说明聚讼多年的直译、意译之争可以告一段落,真正高水平的古籍今译作品都是二者并用的。 

    

  在注译结合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注译结合是古籍今译的良好途径,今注今译并举,注释可以充分展开,帮助读者了解古代的典章制度、文化知识,译文则本着信、达、雅的原则,传输古人的思想,“可以提高通读古书的能力”[24] 。许逸民也主张注译结合,今译大体上可以做到明白畅达,但原文中的专用术语,不宜直接对译,可以通过注释进行说明,“以全面揭示原文的真谛”[23]  

    

  在原文与译文结合问题上,王力主张“今译古籍,应先列原文,然后登载译文”[14] ,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核对原文以判断译文的得失。杨忠也主张言文对照,在他看来,今译是不可能也无法替代原文的,所以“古籍的今译著作最好采取言文对照的形式,以便读者根据译文理解原文,对照原文检核译文”[1] ,从而更好地提高读者鉴赏玩味古代文献的能力。管敏义也认为“出版古籍译文,最好带有原文,并与注释并行”[19] 。刘范弟认为古籍今译不附原文,结果可能造成译者随心所欲,想当然“硬译”,导致今译质量不高,贻误读者[25]  

    

  对于是不是所有的古籍都可以今译的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讨论。陈云早在1981年就指出:“今译要经过选择,要列出一个精选的古籍今译的目录,不要贪多。”[2] P289)何满子认为对古籍应该有选择地进行译述,繁难复杂、内容落后的古籍和内容就不必今译[26] 。敏泽也认为应该选择优秀的文献典籍进行今译,“今译以选粹为宗旨”,“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选取那些在我国历史和文化史的发展中真正发生了重大影响的精粹之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在群众中普及传统文化精粹之目的”[7] 。刘琳等人主张今译要少而精,选题要精,质量要高,要选那些需要普及而又适宜于普及的古籍来进行今译,在今译时要考虑古籍的重要性、可译性和可读性[21] P206-207)。总之,“值得投入今译的古籍,应是历史上的名著,文化遗产中代表性的精品”[27]  

    

  ()关于古籍今译者的素养。 

  古籍今译是由今译者来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今译者的素养就决定了今译的水平。 

    

  敏泽认为,“古籍今译,不仅需要深厚的学养、专门的研究、透彻的理解、严肃的态度,而且还需要通俗、生动而又准确的表达能力”[7] 。杨文柱认为,保证古籍今译的质量,取决于译者和编辑。译者要精通所译古籍,“要有较高的古汉语水平的理解能力和现代汉语的表达能力”,还要有“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28] 。刘范弟也认为要把深奥难懂的古籍译成明白畅晓的白话文,“没有相当深厚的古文功底和现代语文能力是无法胜任的”[29] 。李振华认为“译者必须具备广博的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文史哲知识,以及天文地理、政治经济、艺术科技、风俗宗教等方面的知识”[30] 。崔泳准从《三国志》今译角度出发,指出要推出高质量的“全译本”,译者要有先进的翻译理论,全面了解其研究成果,并善于总结以往译本的经验教训,关注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成果[31] 。刘琳等人把古籍今译者的素养进行了归纳,即必须通晓古代汉语,具有丰富的古代历史文化知识,具有较广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较高的现代汉语语文修养,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具有踏实认真的学风[21] P225)。张大可等人也持这种看法[22] P251)。唐瑛则指出,古籍今译首先是今译者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同时要具备一定的处理古诗文今译技巧的能力[32] 。正是因为看到古籍今译者的素养有待提高,国家新闻出版署还从国家层面上要求古籍今译的作者和编辑人员“要具备较为全面的文、史、哲知识修养,特别是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职业道德”[13] (P535)。凡此,都对古籍今译者的素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三、关于古籍今译局限性的认识 

  任何工作的开展都可能伴随着赞誉与质疑,改革开放以来古籍今译工作也不例外,一直是古籍整理领域最饱受争议的方面。好的古籍今译有利于普及古代典籍,但如果在今译过程中出现错误或纰漏,就可能对读者产生负面影响甚至误导读者,自然也会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从而对古籍今译的局限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季羡林认为,古书今译应该有个限度,古书的文采、艺术修辞、文章风格等都难以今译出来,因此,“有的古书可以今译,有的难于今译,有的甚至不可能今译”[5] 。张政烺指出,“古籍今译的局限和缺点是不应讳言的”,在他看来,“古今文章的文法不同,常常只译出每个词义而译不出意境……何况诘屈难读或涉及典章制度、名物服器的文集、笔记”,因此张先生认为“应该提倡今注,今译就要慎重从事”,“普及古籍,今注远胜今译”[33] 。管敏义认为古籍今译是存在局限性的,客观原因是古籍的字词、表达方式、讹误错乱、思想情感等都与现今存在很大差异,主观原因是译者本人的立场观点、文化素养等都使得译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极大的主观性。这些都必须予以承认[19] 。常乐认为,很多古籍的篇章根本看不懂,或者看懂了又难以翻译过来,局限性很大。因此古籍可否翻译,是直译还是意译,何书可以翻译,何书可以注释,何书干脆不能译,都需要具体分析和研究。不分难易统统今译,则万万不可的[34] 。刘琳等人认为古书中的很多内容和一些文体很难翻译,甚至不能翻译,一些文学作品即便译出它的内容,也很难译出它的韵味,“今译所能起到的作用只能是让读者知道古书古文的大致内容,而很难达到对古书古文的精确理解”[21] P206),因此古籍今译的局限性非常大。高玉则讨论了古诗词在今译中出现的问题,认为受文体的限制,古诗的格式、意境和多义性决定了其不可“今译”而只能“今注”,对古诗进行今译只会妨碍人们对诗歌的欣赏[35]  

    

  近年来对古籍今译局限性阐述最多的是刘梦溪,他认为与其今译不能正确传达经典的本义,不如不译,“除史书等少数例外,大多数古代典籍一般都不需要今译”。在他看来,文言作为古代典籍的载体,本身就包裹着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用当今的白话文翻译、取代文言文,实际上是“抹杀了文言文传承历史文化的伟大功绩”。作为中华优秀文化载体的经典具有不可替代性,常读常新,“不涵泳原典原文,难以得其滋味”,“今译得再好,也难逃离‘本’之讥”,“今译成为流行,原典反被冷落”,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因此他主张“古籍今译不宜大力提倡,不必大规模的施行”,要培养人们“阅读原典原文的风气”[36] ,让读者自己体会古今文化的关联,把历史的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与今天的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联系起来。 

    

  分分彩五星组六,改革开放新时期专家学者对古籍今译局限性的讨论并非反对古籍今译,而是反对盲目乱译,反对因今译而破坏人们对古籍的正确理解,担心“今译兴而古籍亡”。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客观因素。古今间隔,文辞变迁,很多古籍内容和词语已非当今的人们所能完全理解,故很多古籍是无法翻译准确的。而古代文体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也会在翻译成现代汉语时消失殆尽,不利于人们对古人精神世界的理解。有鉴于此,不少学者反对一味今译。另外一个就是主观原因,译者水平不高,动辄出错,令人咂舌。今译滥出,不利于今人接触古籍,无法真正涵泳古代文化。这样的认识不无道理,也确实切中了古籍今译的软肋。但是,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古籍今译的大方向是对的,满足了民众渴求历史文化知识的需要。对古籍今译中出现的问题,要有宽容之心。就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要明确古籍今译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相信读者,要让读者去选择今译作品[6] 。对古籍今译应采取慎重而积极的态度,切实保护古籍今译及出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0] ,并把质量放在首位。明确今译的先后缓急和重点,制定好有远见而又切实可行的全国规划[1] 。所有这些都会对提高今译的质量、克服今译工作中的缺失大有裨益。 

    

  四、结语:“古籍今译”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建构 

  改革开放至今已近40,古籍今译工作的实践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有关古籍今译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逐步深入。但是,不容讳言,古籍今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还远远滞后于古籍今译的实践活动,“与今译实践上的热闹相比,对它的理论探讨却显得相当乏力”[37] 。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古籍今译事业发展的瓶颈。没有古籍今译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建构,古籍今译的乱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事业的发展就会后劲不足。诚如有些学者所言,“为了提高古籍今译的质量,有必要对古籍今译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深入的研究,可惜至今这种研究还不够”[21] P208)。可以这样说,在古籍今译过程中总结经验,加强理论和方法研究,应当是新世纪古籍整理的主要课题之一。 

    

  实际上,随着古籍今译的开展以及大量今译著作的出版,今译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就没有停止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单部古籍今译文本进行研究,或大力表彰,借鉴成功经验;或纠缪指瑕,归纳致误原因,探索今译方法。前者如顾之川《〈十三经今注今译〉述评》,后者如刘范弟《〈三国志今译〉误译举隅》等。二是对多种古籍今译文本进行研究,归纳古籍今译的通例,涉及古籍今译的标准、要求、方法、直译、意译等,或为释例,或为致误通例,在总结古籍今译方法方面迈进了一步。如许逸民《古籍今译释例》等。三是对古籍今译的目的、意义、原则、方法等进行探讨,论著颇多,甚至形成了相关理论著作,如陈蒲清的《文言今译学》等。以上有关古籍今译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取得了诸多成就,包括古籍今译的目的、意义、原则、方法、局限、今译者的素养等在内,虽然微观研究居多,但尚不具备一定的理论高度,也不成体系,但古籍今译理论和方法的雏形已经显现,为建构系统的古籍今译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 

    

  有的学者认为古籍今译是传统与现代的中介、是古典文体的现代阐释,同时还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劳动[37] 。从这个意义上讲,古籍今译理论和方法的建构必须迈越古代和今天、贯穿译者和文本、横跨作者和读者。有鉴于此,古籍今译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拓展至古籍今译的全过程,把古籍今译放在社会、政治、文化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考量,从整体上把握理论建构的关键。如是,其理论体系建构则至少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其一,古籍今译的理论体系。包括古籍今译的性质、今译的规律、今译的目的、今译的标准、今译的特点、今译的原则、今译的方法、今译者的修养、今译受众的选择、今译受众的文化定位、今译与社会的互动、今译的文化内涵、今译与语言发展、今译理论与今译实践的互动、语际翻译与语内翻译的关系等。 

    

  其二,古籍今译的方法体系。包括古籍今译的步骤和程序、今译的版本、今译的内容、今译的手法、译本与原文的文体风格、语言表达,今译的体例、节译、选译与全译、今译的编纂方式,今译者和接受者的文本意图、读者的接受程度、今译经验的总结等。 

    

  改革开放以来,凡是与大众相关的普及型的学问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如大众史学、大众文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而与之相关的理论建设也初见成效,不少新兴学科甚至形成了理论体系[38] 。在古籍整理领域,古籍今译面向大众,担负着普及传统文化的重任,和其他学科相比,明显地实践先行、理论滞后。因此,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古籍今译问题的理论论争,就是想为建构系统的古籍今译理论和方法体系清理道路。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够建构起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特色的古籍今译理论和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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