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社会科学网

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文学网

网上彩票靠谱平台,宫体诗文献记载之矛盾分析

徐国荣/梁必彪
内容提要 自初唐开始,人们对宫体诗与萧纲诗歌大都给予负面的评价,认为“亡国之主”必有“亡国之音”,其原因主要出于当时的政治需求。而初唐史书在宫体诗的文献记载上又模糊而不准确,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比较魏徵与姚思廉的史论可得之。这种矛盾与政治需求又导致了唐宋时期对网上彩票靠谱平台,宫体诗文献记载的相互矛盾,尤以《大唐新语》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影响最大,一直左右着现代学人的价值判断。如果我们正本清源,从这些文献记载的先后及其可靠性进行仔细辨析,则可以厘清宫体诗的源流,找出材料记载的依据,理解其被妖魔化的原因,从而作出较为客观的学术史判断。

  尽管学术界对宫体诗的具体内涵与评价尚有争议,但基本一致地认为其名称起于梁简文帝萧纲,一直流行到唐太宗之时,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艳情”,也就是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所说:“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地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网上彩票靠谱平台”①但是,如果我们将历史上有关宫体诗记载的文献梳理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记载有着较强的模糊性,有些材料的真实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甚至完全是杜撰的,如《大唐新语》和《资治通鉴》所载之类,是作者当代意识的反映。这些文献之间甚至存在着矛盾,而这些模糊与矛盾的记载既与文献记录者的主观意图相关,又往往影响着人们对萧纲及宫体诗本身的价值判断。事实上,萧纲及宫体诗何以被妖魔化,宫体诗的名称究竟起于何时,唐宋时期的史料何以有着模糊而矛盾的记载,对萧纲及宫体诗的评价又为什么相差较大,学界仍然没有清晰的辨析。所以,如要对宫体诗作一公正客观的价值评判,就需先厘清这些原始性的文献记载之先后及其渊源,进而分析其矛盾及其原因。

  一、政治需求与材料杜撰:从《大唐新语》的一则材料说起

  刘肃《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

  ()网上彩票靠谱平台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曰:“卿恳诚如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网上彩票靠谱平台”乃赐绢五十匹。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永兴之谏,颇因故事。②

  刘肃于唐元和时曾为江都主簿,生活于中唐时期,这段关于宫体诗与《玉台新咏》关系的记载,常被后人引用,作为评论宫体诗之产生及价值判断的原始依据,如谢无量《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大文学史》、钱基博《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文学史》等皆信从其说。其中,关于虞世南的劝谏故事,应是真实而合理的,《旧唐书·虞世南传》不载其事,而《新唐书·虞世南传》则采之入史,且将第一句改为:“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网上彩票靠谱平台赓和。”③也就是将“艳诗”直接改作“宫体诗”。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虞世南”条不载此事,而归之于卷一“太宗”条,盖亦取之《新唐书》。但两唐书与《唐诗纪事》都没有记载所谓萧纲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的“故事”。本来,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大唐新语》的作者为了达到劝谏的目的,强行将两者牵扯到一起,所以最后加上一句:“永兴之谏,颇因故事。”永兴,即虞世南,因其尝受封为永兴县子。网上彩票靠谱平台事实上,刘肃距离徐陵已有二百余年,此前相关宫体诗和《玉台新咏》的记载,从未出现所谓萧纲“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之说,更无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的说法。而且,从古今常理及逻辑推理来说,这也是情理不通的:既然已经追悔少作,何以还要变本加厉地“以大其体”?所以,后人在梳理宫体诗的渊源时,或引之而不作解释,或者亦难以释之而不引,如刘师培《彩神争8在线官网_大发龙虎大战_app官方登入中古文学史》关于宫体诗的渊源,引用了诸多材料而没有征引此条。本来,刘肃作《大唐新语》的目的便是为了政治鉴戒,正如其《大唐新语后总论》所云:“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列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痈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嗣前修。”④所以,刘肃为了达到政治劝诫目的,解释“永兴之谏,颇因故事”的可能性,在他生活的当时,萧纲及其宫体诗的淫靡艳诗已为定评的大背景下,他借机杜撰出“以大其体”的故事,将两件本不相干的事情嫁接在一起,以为其书的鉴戒动机而张目。对于“大其体”这种明显不通情理与不合逻辑的说法,由于材料出自唐代,人们总是认为其可信,努力地为其寻找合理的解释,故有论者以为:“这样编选一部历代艳诗的总集,重点选录宫体之作,同时沿波讨源,选录汉魏以来有关妇女题材的作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从历史渊源方面为宫体诗的存在找到了依据,从而达到为宫体诗‘大其体’,抬高地位的目的。这种努力虽不可能充分地消解正统派的责难,但也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为宫体诗辩护的作用,自有其理论上的价值与意义。”⑤事实上,当时宫体诗风炽行,根本不需要什么理论依据与历史渊源作为支撑,裴子野《雕虫论》中所批评的“淫文破典,斐尔为功”乃指萧齐时的学风,而非针对宫体诗。萧纲也从未有“追悔”之说,“晚年”云云更与史实不合。所以,有域外学者以他者眼光指出:“在故事里,虞世南根本没有提到萧纲或者《玉台新咏》,是刘肃给故事加上了一个‘道德尾巴’,在这个‘道德尾巴’里,通过推断和联想,传达出刘肃本人希望传达的道德教训。”⑥刘肃之记确实甚为“笨拙”,他说简文帝既悔其少作,却反欲“大其体”,因而令徐陵作《玉台新咏》。这与此前关于宫体的记载完全不合,也无其他文献依据。而且,这与虞世南的劝谏毫无关联,只是为了衬托出唐太宗的英明,将梁简文帝拉过来作为反面教材,硬生生地加上“道德尾巴”,萧纲也被妖魔化,成就了刘肃完全不合逻辑的道德说教。这只能说明,在刘肃《大唐新语》的时代,萧纲与宫体诗本身已经是“艳诗”或丽靡、淫靡、妖艳诗歌的代名词,是负面诗歌的化身,故而,在需要正面说教的时候,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其信手拈来,当作反面教材。

  当然,刘肃杜撰出虞世南“颇因故事”的劝谏,也是利用了虞世南与徐陵的关系。因为徐陵在陈代乃“一代文宗”,虞世南为其后辈,曾受其嘉许,《旧唐书·虞世南传》说他“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⑦《新唐书》虞氏本传亦曰:“文章婉缛,慕仆射徐陵,陵白以类己,由是有名。”⑧若徐陵《玉台新咏》真有“大其体”之事,与虞世南劝谏唐太宗作宫体诗正相牵连,两唐书本传中不容不载之。而唐太宗弘文馆学士中,褚亮、姚思廉等人皆与徐陵有旧,属徐后辈,亦皆崇徐陵。姚思廉之父姚察,在陈时亦受徐陵推重。即使姚思廉在史书中有所避讳,对徐陵撰作《玉台新咏》曲笔而讳之,但两唐书没有隐讳的必要,却也没有将《大唐新语》之载与虞世南联系在一起。当然,姚氏父子在《梁书》《陈书》的相关记载中,对萧纲以及徐陵、庾信的记载与评价,包括对宫体诗的态度,与魏徵、令狐德棻等人确实明显不同,涉及相关宫体诗的评价问题,后文详论之。

  事实上,在刘肃之前的开元时期,李康成撰《玉台后集》,在序言曾说过:“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承优遇。时承华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⑨虽然徐陵撰《玉台新咏》的时间尚有争议,但这个“以备讽览”的说法比“以大其体”之论明显要合理得多,也完全符合正常的逻辑。其“时承华好文,雅尚宫体”的说法也与初唐时期的史书记载完全一致。只是,他没有明确指出“宫体”名称的具体由来。那么,初唐距离梁陈最近,今天保存下来的正史资料亦多,这些材料是如何描述“宫体”诗的来龙去脉及其与萧纲之关系的呢?

  二、初唐时期对“宫体”之号的记载及魏徵、姚思廉的不同评价

  据现存资料,最早对“宫体”之号记载的是初唐时期的几部史书:

  (姚思廉)《梁书·徐摛传》: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⑩

  《梁书·简文帝纪》:(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11)

  (魏徵)《隋书·经籍志》: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迄于丧亡。(12)

  姚思廉与魏徵以及《周书》署名作者令狐德棻是同时代人,《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也约略同时,但因为身份地位以及南北二史成书较后的关系,李延寿对“宫体”的记载完全因袭姚、魏二氏。既名曰“宫体”,当然是指梁简文帝萧纲为东宫太子之时,而萧纲为太子始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五月,时年二十九岁。在此之前,类于“宫体”的新变之诗已经流行开来,所以《梁书·简文帝纪》说他“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后紧接着又说:“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这样的记载当然并不是说萧纲七岁尚不是太子时就有“宫体”的称号,所谓的“当时”乃是姚氏的追述,笼统地指称前朝简文帝的时代。同样的情况,《梁书·徐摛传》中所谓“‘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云云,也是姚思廉有意模糊的一种表述。因为徐摛在天监八年(509)三十六岁时被梁武帝选为萧纲侍读,当时萧纲七岁,为晋安王,徐摛诗风的流行,当然不能说“春坊(东宫)尽学之”,更不能说“‘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样的表述是史书作者时间延后的表述方式,若不仔细辨析而还原历史现场,确实易起误会。况且,梁武帝因恐此风的盛行而召见徐摛,不可能是在二十多年后“‘宫体’之号,自斯而起”的时候,只能是萧纲为太子之前的少年时期。萧纲自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是否正好与徐摛为侍读相关,抑或是巧合,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中大通三年——萧纲为太子之年,徐摛出为新安太守,可以说,他一直伴随着萧纲的青少年时期,对萧纲的影响确是很大。从天监八年到中大通三年,二十多年间,萧纲不是太子,虽然艳体诗风盛行,却不能说“宫体诗”流行朝野,只能说“徐庾体”的兴盛。因为这段时间只有“徐庾体”之号而无“宫体”之称。下列资料可为证据:

  《梁书·庾肩吾传》:初,太宗(萧纲)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13)

  《周书·庾信传》: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14)

  《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赵僭王招,字豆卢突。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15)

  从时间的重合、内容与形式的相同上看,“徐庾体”与“宫体”并无差别。只不过,徐摛与庾肩吾年龄较萧纲为长,他们围绕在萧纲身边,也影响着萧纲,当萧纲年纪尚轻,未能产生广泛影响时,这种诗风被称为“徐庾体”。等到萧纲长大,在社会与诗坛都产生重大影响时,尤其是为东宫太子之后,这种诗风更加兴盛,且以萧纲为中心,故称“宫体”。徐陵和庾信与萧纲同辈,受到萧纲及其父辈的影响,当然也是这种诗风的实践者与拥护者。庾信入北后,虽然诗风变得苍凉了,但在北方的影响依然是其以前的风格,所以赵僭王招“学庾信体”的结果只能是“词多轻艳”。徐陵、庾信后来在文学成就与影响上均超过其父徐摛、庾肩吾,他们又同时服务于萧纲左右,使得人们认为“徐庾体”之称是以徐陵与庾信为中心,并且一直存在到萧纲死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谓徐陵“文章绮丽,与庾信齐名,世号徐庾体”(16)。又谓庾信“初在南朝,与徐陵齐名。故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称:‘徐陵、庾信,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情多哀思。’……然此自指台城应教之日,二人以宫体相高耳”(17)。一曰“徐庾体”,一曰“宫体”,将两者完全等同。且以《周书》与《北史》为依据,实不足凭。事实上,“徐庾体”只是“宫体”之前的称谓,当以徐摛与庾肩吾为主,从以上所引材料可以看出他俩对萧纲及徐陵、庾信的影响,而当萧纲入主东宫——“宫体”之号因之而起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徐庾体”的称号了。特别是萧纲死后,徐陵、庾信再也没有机会共同在一起倡导与写作艳体诗,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徐庾体”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也是笼统而模糊的,从严格的逻辑推理上说,是不够严谨的。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正在于唐初史书和唐宋时期相关文献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梁书·庾肩吾传》所谓“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的诗风当然指的就是宫体诗,但姚思廉并没有使用“宫体”一词。事实上,在宫体诗最为流行的梁陈时代,姚氏父子的《陈书》中没有只字记载“宫体”,《梁书》中也只有上述两处如此笼统模糊的记载,且没有负面的价值评判。所以,上引《梁书·徐摛传》将这些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杂糅在一起叙述,容易让人对宫体诗的流行产生错觉与误解,模糊了具体时间,淡化了“宫体”作为“淫靡”“淫艳”的负面形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宫体”诗在初唐时期所承受的负面评价,让人对其保持政治上的高度警惕,另一方面是姚氏父子对萧纲及徐庾父子特殊的情感与曲为回护的同情态度。

  萧纲与宫体诗在初唐时期已经成为“亡国之主”与“亡国之音”的代名词,宫体诗作为淫靡艳诗已成定评,萧纲时开始盛行的宫体诗影响甚远,这是不容回避的客观史实。萧纲个人品行无亏,梁朝亡于侯景之乱也并非他的责任,但他毕竟有着“亡国之主”之实,加上“宫体”之号自他而起,此后的陈后主、隋炀帝两者声名不佳,也都是真正的“亡国之主”,也都爱好宫体诗,并且倡导与创作了《玉树后庭花》等宫体诗歌,于是,在“亡国之主”必有“亡国之音”的政治想象中,“宫体”等同于“亡国之音”。而唐太宗时期的政治氛围一直对此保持高度敏感,史书在记载陈后主、隋炀帝及其相关文学活动时,总是持以警戒的口吻与批判的目光。魏徵尤其关注这些,他不但常常在唐太宗面前劝谏,在相关史书中一再表达此意,如:

  《隋书·音乐志上》: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18)

  《陈书·后主纪论》:(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谋谟所及,遂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自投于井,冀以苟生,视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